偶然在电脑里看到不知哪个会上的发言的录音整理稿。看内容应是两年以前的。贴出来充充数。表达一下自己希望大家各尽其责，共同推进中国电影的期望吧。
我们都在谈中国电影，谈中国电影的产业问题、中国电影的创作问题。但是纪念中国电影的百年过程当中,究竟什么是中国电影？其实现在中国电影面临一个最模糊的状态，前面几十年我们都在说的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其国别属性是很清楚的。但是今天我们在讨论的中国电影究竟指的是哪些电影却显得模糊的多了。
从商业运作的角度来讲，按照国际惯例来讲一部电影属于哪国电影，人们一般会说以商业投资的主体来自哪个国家的资本我们说是哪国电影。如果按照这个概念我们今天说的许多电影都不是中国电影。不少有影响的影片投资的主体都不是国内资本。如果我们谈产业的时候，特别是谈中国电影产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从中国投资者的利益作为出发点来讨论在电影这个产业发展的得失。但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讲，我们又希望中国电影变成一个更像是“中国的东西”，我们希望观众从中国电影里面多得到一些对“中国”的文化建设有益的东西。更侧重追求经济产业建设方面的价值，还是更侧重文化建设方面的价值。这实际上中国电影面临的重要的抉择。归根到底，是侧重产业还是事业发展的方向，它需要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对于历史来说，我们每个个人希望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其实并不那么重要。历史不是有哪一个个人所创造的，它是由无数个单独的个体组成的“人民大众”的合力共同创造的。实际上是由我们所有的人，在电影中间所做的一切，共同决定着中国电影的道路究竟走向什么方向？我们回顾前面100年，其实这个现象一直存在。实际上电影的发展不是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各个方面博弈的结果，在这种博弈中决定着电影市场和文化表现发展的方向。而社会的变革、经济环境决定着每个个体在博弈当中具有的位置和力量。今天我们怎么来认识中国电影？很大程度上需要我们认识中国电影所处的环境。
在电影院看《无极》的时候，我也确实和周围的观众一样笑。看完《无极》之后，想起了韩寒有一篇文章说“看来我们错怪了张艺谋”。结合《英雄》出现以后这一两年来的许多讨论，回过头来仔细思考这几部影片的时候，我得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感觉。我跟张颐武私下说到这个问题。我觉得，从商业或者文化的角度来讲，其实《无极》等影片是最适合今天中国的社会文化心态的。我们作为普通观众看《无极》会禁不住发笑，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比导演高明。这其实是和现今中国人对于权威和崇高丧失了崇敬心态的社会和文化现实分不开的。
长期以来，中国人对国产片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期待，在国产电影中要看到社会、看到文化、要看到自己。一部电影，或者一种电影风格的追求和尝试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创作者是否能适应和满足观众的期望和期待。新中国成立以后，观众数量从1.3亿增长到293亿，固然有意识形态的产业政策等一系列因素的推动，但总的来说那是一个崇尚理想和崇高的时代，不管我们今天已经认识到那时崇尚的东西有多少幼稚和荒诞的成分，我们却不能否认那些东西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社会文化思潮的主流，在当时观众和创作者的期待基本方向是一致的。一旦这种一致被破坏，电影市场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而下坡路走到顶点就恰恰观众对于国产电影的正面期待彻底丧失。八十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的推动下，中国社会文化的主流虽然几经波折，但却不可避免地向着越来越物质化的方面演进着。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道德文化的沦丧。其实沦丧本身是有一点贬义的词，我们宁愿用一个中性的词来面对这种现象。我想称之为“崇高感的缺失”。不管我们怎么评价这种东西，对于生活的富裕和舒适的致力和追求已经取代对于终极理想和崇高的崇尚和追求成为大多数中国人具体的生活目标，这可能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否认的一个历史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中国电影的心态也已经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相信那种对崇高的期待和渴望，也不再指望中国电影能真正切近深刻地表现现实生活。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电影中的严肃和崇高作为一种嘲弄来看，包括把正面的东西当喜剧看。在主人公最动情的时候剧场里面笑声迭起的现象已经不是今天才刚刚出现的了。这种变化实际上逼着创作者们和观众建构一种新的关系，这可能不是张艺谋或陈凯歌等创作者们的初衷，但是至少我们看到现在许多电影的商业运作，实际上已经在按照这个规律在操作。这是观众和创作者之间的一种新的博弈。在《英雄》以来的几部大片的操作中我们实际上看到资本在这场博弈当中有意地创造着一种推动着人们这种心态的东西并利用它来达成自己的经济利益。这形成了中国电影市场和中国文化形态的一种很独特的现实景观。这几部影片恶评如潮而有大赚其钱，这种现象的出现特别明显反映了这种博弈关系的存在。其实我们都不要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左右中国电影。我们能做的可能就是从你的角度去参加或认识这场博弈。最后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市场是很微妙的受到各个方面的制约、却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展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