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中国文艺青年的手机里流传着这样一条短信：伯格曼去世了，还有安东尼奥尼。所有人都体会到一种失落感，欧洲艺术电影的时代终结了。茫然的现代主义过去，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离去迫使我们回望一个电影时代的孤独背影。
倔强的老灵魂们一一远行，他们又似从未离去：影像灼人，或许可以说每当我们身在光影的流动中不无感伤地逆流而上，他们无所牵绊，无谓惧怕，他们归来，继续追问生命的终极意义，也质疑时代的愚蠢和浮夸。
伯格曼
穿透黑暗的伯格曼
【作者】三皮 苏静
伯格曼的离去迫使我们回望一个电影时代的孤独背影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7月30日，隐居法罗岛25年的瑞典电影巨擎英格玛·伯格曼在家中逝世，这时候他已89岁。我们看到他的最后一部电影《芬尼与亚历山大》，那已是11981年的事情。那是一部总结一生的电影。他更多时候是乐意用黑白来诠释世界的，但这一回，他选择了彩色。他用那缤纷绚烂的色彩来回忆美好、忧伤，也焦虑的童年。
几乎在所有的访谈，所有的回忆性文章中，伯格曼谈到童年，总要谈及在那尚少不更事就生出的疑惑——我们为何必须生存。这个命题的设问，是存在每个人幼年时心中的。岁月变迁，更多的人在无助的生活面前，要么逐渐将其淡忘，要么无暇、也无意去静思追问。而伯格曼终生都在探求答案。
人在戏中
大师一生只拍一部电影，这句话对于伯格曼成了一个恼人的魔咒，他的一生都在拍摄“我”。“我”有时候是《第七封印》中大役之后归乡的骑士，骑士和死神的棋盘对决，一定是影史上最具创造力的一幕，那是学院派们顶礼膜拜的场景。“我”有时候是《冬日之光》中彷徨失措对自己的信念开始置疑的牧师，有时候是《野草莓》中沉湎于往事追忆的老教授，或者有时候是《处女泉》中隐居岛屿的老作家。
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很疲惫，所以他的主人公以中老年居多，仿佛是从他出生就在忧惧死亡，那种痛苦如影随形，紧紧相依。从这样一个层面来看，那个“我”只是更多个我的凝聚，它的本质是“我们”。他倒换了望远镜的朝向，让我们从他身上看到自己。看到永远不是终结，那还仅只是表象。
晦涩的巨人
伯格曼是一位晦涩的巨人，这一点对执导电影的同行也不例外。拉出他的影视作品表单，数量多得吓人，而他的每一部影片又都是一个庞大的符号城堡。在庞大的符码面前，人们要么就陷入到过度阐释的境地，要么就不得要领，或者干脆迷失，尤其是对于缺乏文化语境的中国观众，伯格曼的影片注定是费解难懂的。
但在镜头和光影的运用上，即便只是浮泛地看，也能看出美来：湿寒的瑞典、密集的雪花、海边呼啸的风、一个又一个面部的特写，好像凝视到你心中去的眼神。这一切都是美的，但是并不过分。
他所要的是让你凝视那画面之下，那些同样在凝视你的眼睛，要你去穿透那黝黑的眼珠进入绚烂抑或黯淡的内心。在那里有太多的疑问，别指望他给你答案，因为他本身也很茫然，他需要的是你的沉思，是唤起心与心的共鸣。
时代的终结
与其说伯格曼的过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不若讲他25年前的退隐就已宣告了“拷问人类、焦虑艺术”的死亡。和伯格曼并称艺术电影“圣三位一体”的塔科夫斯基、费里尼早在1986、1993辞别人世。三人之中，塔科夫斯基是诗，费里尼是杂文，只有伯格曼是经，是更纯粹的福音书，他总是饱含赞美，虽然赞美时时显露犹疑。
当三人在天堂相遇，会是怎样一番局面。无疑这三个本质谦卑的人也许可以各自在访谈者面前侃侃而谈，静静道出属于他们也属于人类的艺术、人生、困惑和童年。但当他们邂逅时，则肯定是无言居多。他们无须多语，他们总有一双黝黑的眼睛，拿黑暗照亮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