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贾归来
自打4月《世界》公映后，贾樟柯玩起人间蒸发，没了影子。
传说他的下部电影改编自苏童小说《刺青时代》，一直也未见动静。11月20日，他出现在上海淮海中路一家广东酒家内，召集圈子几个朋友喝酒；大伙这才明白，这位先生从山西打了个洞，直钻三峡，耗了三月，拍摄完电影《三峡好人》。刚刚杀青归来，素善言谈的贾导，话语寥寥，成为酒桌上“非典型”听众分子：大家交谈甚欢，他要么跑到边上去给朋友端茶送水；要么笑眯着眼闷头喝酒，听大家胡侃“文艺江湖”诽闻奇事；偶尔抬头冒出一句话，皆与三峡有关，他告诉大家那边同性恋特别多，他碰到一个出租车司机就是；他学着道地四川话考考对面的四川女记者，“你知道什么是精分吗？”（新四川流行方言，精神分裂之意）
拿老贾自个话来说，这趟去三峡，刺激太大了。“剧组拍摄完回北京后，每个人都散了。互相打电话，发现所有人都踩不到点了，找不到城市的节奏，不知道该去哪里吃饭，该干嘛，然后大家就说一起吃饭吧，一起慢慢适应。以前拍摄电影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
11月21日上午，在奔赴昆明前，贾樟柯在虹桥机场的咖啡馆内接受了《外滩画报》的专访，讲述他在三峡的日子。
“以前我的电影人物都是窒息而死，苟且生活下去，而这部电影里面的人都狂欢而死”
《外滩》：你知道自己第一部地上电影《世界》国内票房多少吗？跟你心理预期差距远吗？
贾樟柯：好一点吧。100多万。海外不错，总数不清楚，陆续到这月，已经有24个国家在放。法国、美国、日本票房都不错，目前法国放完了，日本在放映，明年是希腊。
《外滩》：新近之作《三峡好人》听说来自一幅油画的启发？
贾樟柯：油画叫《温床》，画家刘小东是美院的老师。我以前跟他学过一阵画，后来慢慢成为朋友。他前段时间告诉我去三峡画画，我们7、8个人就过去考察了，拍摄一个纪录片。我以前从来没有去过三峡，拍摄大概有20多天吧。我就决定拍摄一部电影，这边跟上影集团联系上，合作非常顺利，很快就决定拍。
《外滩》：为什么这么快就决定拍一部电影了？
贾樟柯：你想想，几千年老城很快就要被淹没了，那里很多场景让人很震撼。四川人太让人吃惊了，那里的人都是非常有行动能力的人，整个奉节县城就是一个有狂欢气息的地方。比如我在当地遇到一个13岁小男孩，其实他什么都没有，他整天就唱他自己爱唱的歌。
《外滩》：唱什么？
贾樟柯：红高粱，老鼠爱大米。（笑）那里的人特别有激情，喜欢交朋友、喜欢外地人，很直爽，整天打麻将。其实那个地方很贫穷，那里的人就象被石头压着的草一样，没有穿破石头，自己就穿出来了。很有狂欢特色。
《外滩》：这似乎与你以前所有电影里面的角色性格反差都很大？
贾樟柯：以前我的电影人物都是窒息而死，苟且生活下去，而这部电影里面的人都狂欢而死。
《外滩》：为什么以前电影角色都很消极、窒息而死？
贾樟柯：过去，我描写的基本上是人在生存上的压力，从总的角度、根源角度看生命，而这次我只是截取了生命的一个片段，在生命的每个片段，生命本身要延续下去，生命是很有活力的。
可能是两个视点的改变，但从整个角度来说，三峡地区还是很悲情的，那么少的资源，那么苦难的生活，生活本身不是快乐的事情。但是处身在每一天生活的人，近距离看他们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茁壮的，狂欢性质的，当然他有一个悲哀，痛苦的背景在背后。
《外滩》：这部电影转变如此大，与你自身心态有关吗？
贾樟柯：可能少年时每个人都在找一个沉重点。刚拍电影时，人还年轻嘛，觉得眼前的、片断的生活不是生活、生命的本质和本身，所以会离远看，去找所谓的本质。现在我当然也觉得生命本质没有变化，可能你会再走回去，去感受每一天你必须面对和感知的生活，每一天应该以什么态度去生活。
当然这背后已经有了变化，背后的气息是你已经知道生命本身是很痛苦的过程；所以在摄影过程、角色指导上，在快乐的过程里，隐约地、淡淡地背后还有一层生命的底色。
比如，在电影开场，是一个船，长江里的一艘船，慢慢开着。然后镜头拉进，我很仔细地拍摄每一个人，一共拍摄了80多个人，有人在说闲话、有的人在打牌，有的人在看手机短信，有的人在算卦，众生相看上去没有什么痛苦，但是镜头一打开，机一收，其实一个很孤独的小船，在长江上漂流。我觉得那个危险、生命的脆弱，还有那艘小小船里头沐浴着欢乐、茁壮的生命，脱离来看，可能不小心就被浪打飞了。
可能，我以前拍摄电影总是在外面看，随时看浪把船打飞，而这次我在这艘船里头。我不知道说清楚没有，大概就是这个感觉。
“我一直被她笑容背后苦涩的底色所吸引。真拍摄的时候，我给她讲剧情，她还在笑，摄影机开的时候，她还在笑，但她开始拍摄的时候，她马上不笑了，变成了另外的人。”
《外滩》：《三峡好人》是个什么样子的故事？
贾樟柯：讲述了一个山西汉子（我表弟扮演）到四川找他跑了的媳妇。他的媳妇是买来的，生下了孩子，后来被公安解救了，回了四川。还有一条线，是赵涛扮演的山西女人，到四川找自己的丈夫，丈夫到四川工作多年，两人逐渐没有了音信。结局却是，前面不合法的婚姻，最后好了，后面合法的婚姻，在女人看到丈夫第一眼的时候，却舍弃了。一个在挽回爱情，一个在割断爱情。
《外滩》：你的电影人物似乎开始跟着你走出了青春期了？
贾樟柯：对，成了中年人。有女儿男人和有丈夫的女人。
《外滩》：和你表弟搭戏的女人听说是一个非职业的女演员？
樟柯：一个小卖部的女老板。我们拍戏在奉节县城嘛，拍戏天很热，我们就老去她的那个冷饮摊买饮料喝。她见人就笑，永远在笑，没有不笑的时候，我觉得她笑容里面有一种底色，就是她的经历。她年纪不大，37、38岁，可能40不到。她的背后特别有历练生活的感觉。
我然后就请她来演，大家都觉得特别不靠谱。因为电影里面女演员很苦，被人卖了，然后有了小孩，后来又被解救出来，然后又跑船，在船上洗衣服，跟船上老板有关系，船老板的老婆瘫痪了。特别有经历，但我一直被她笑容背后苦涩的底色所吸引。但真拍摄的时候，我给她讲剧情，她还在笑，摄影机开的时候，她还在笑，但她开始拍摄的时候，她马上不笑了，变成了另外的人。
《外滩》：具体点呢？
贾樟柯：拍摄她和买她的丈夫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的目光特别到位，视线处理特别好。当时我在指导时不能说你视线该怎么样。他们两人见面，我表弟就指责她，你刚生孩子的时候，我母亲怎么样照顾你，养不住这样的话。他问她，你过得好吗？她一直看着外面，我表弟问她，你过得好吗？她视线转过来，盯着他，说“不好”，特别直接。可能让一个职业演员，会说挺好的。她很直接，说我不好，然后看着我表弟，头转过来，眼泪掉下来了。一分钟以前，她还在笑啊。
这次拍戏特别好，所有演员都拍出自己的前史。你看他没有说什么，但是他以前经历过的事情，你好像全部都明白了。
《外滩》：其他非职业演员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吗？
贾樟柯：当地一个76岁的旅店老板，他一个在山麓上走，就象一个民国人在走。他永远戴一个礼帽，衣着永远整洁，看人就作揖，说话用古语。他从解放战争到现在，那个地方的生生死死，他都看见过，他心理埋了多少记忆，我们让他站在县城的高处，在夜色中看着即将消失的县城的时候，他形象本身就不用演，就有很多历史讯息在里头。特别好。
《外滩》：赵涛表演呢？
贾樟柯：特别好。赵涛以前一直演青春少女，这次演中年妇女，我们给她做造型做地特别狠，把她眉毛全部都拔了，画成中年妇女的纹眉，有一道浓浓的黑印。头发也抓起来，一个大圈，很老气，衣服也是，整个人大了10岁。这是她所有电影里表演得最好的。我们在现场都拍入迷了，有一个场景特别好。
就是她一个人在旅馆里面等她丈夫的消息，房间里有一个壁扇。我写剧本就是让她一个人在房间里坐着想事情，一开机，那个电扇一直在哗哗的转，她突然站起来，我觉得她可能有灵感，没有喊停，摄影师也马上跟着她，她走到电扇前头，好像舞蹈一样，把衣服的袖子，衣服拧起来吹。又是真实的动作，又象舞蹈，大家都震了。这动作又具体有抽象，我完全没有想到会这样，她帮我把这部电影的潮湿、闷热、气候，拍摄出来了。（贾在我的对面，提溜着自己的衣袖，摇晃起上身来做示范）
“以前我拍摄的爱情都是顾虑重重的爱情，到现在为止也还是如此。这部电影跨越中间阶段，直接解决婚姻的问题，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爱情总是不爽。”
《外滩》：你提到四川，总是发现很多差异？
贾樟柯：我觉得真有北方人和南方人的差异。可能山西人哪怕没有上过学，他受传统文化的束缚很大，他可能觉得当一个棒棒很丢脸，即使家里没有什么东西吃，他也要端着，很多人是这样。我觉得初中、高中时候，一个人摆摊卖个烙饼，煮个稀饭都是硬着头皮。在奉节太正常了 。
就象我们上次聊天那样，四川是一个移民省份，没有什么历史和过去，大家都不用端着。
这些有地域性的特点，但是背后发生的事情，人遇到的困难都是一样。只是四川人那么主动，让我非常吃惊，我身边从来没有那么主动的人。包括他们的爱情非常直接、非常快，很快就相爱。我特别欣赏这种爱情状态。
《外滩》：在你的爱情中有吗？
贾樟柯：没有。以前我拍摄的爱情都是顾虑重重的爱情，到现在为止也还是如此。这部电影是跨越中间阶段，直接解决婚姻的问题，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爱情总是不爽。
《外滩》：是不是和你对人性的理解有关系？
贾樟柯：因为我觉得大多数人没有爱情，或者说没有得到爱情。很多人没有。
《外滩》：你觉得爱情是什么样子？
贾樟柯：没有想过。没有那么让人爽的爱情。可能跟我从中学到现在看到的爱情有关系，中学很多人不能谈恋爱，虽然也有人在偷摸谈，到大学，你会突然看到，一些同学是单方面有爱情，然后迅速就没有了。然后娶妻生子，你说他没有爱情，其实都是一瞬间、单方面的，然后又变了。在我电影里面，感情也是刹那间的快乐。可能生活里面不一定是这样的，但在我精神世界是这样。
《外滩》：不太相信有爱情？
贾樟柯：相信有爱情，但不太相信那么普遍，当然有爱得死去活来的，生死情仇的。10几亿人口，我们还是感情比较羞涩和被动的人，可能年轻人会好一些。你看我们剧组里面13岁的小男孩子，喜欢我们剧组里的一个姐姐，每天都买一个鸡蛋给她吃。“姐姐，你要吗？”我很欣赏他，然后旁边人就逗他，说，“给我行吗？”他就说，不行。（笑——）
“在70年代末期，中国很多地方都有帮派，不是政治模式，而是年轻人生理性产生的，就是想打架。”
《外滩》：下一部电影《刺青时代》是不是也有你小时候的记忆？
贾樟柯：苏州小混混和山西的完全没有什么区别。这部小说完全找回了我记忆中最模糊的那部分。文革结束后我才6岁。那时虽然有记忆但很模糊，我看小说，完全找回来了 ，一下子清晰了。它帮助我记忆，也打开想象。我觉得它不单是回忆的，如果一个电影单纯拍摄成会回忆的话，一定不好，一定是过往时间的想象。拍得好的年代片，一定是想象得好，我在做《刺青》时，我就进入了想象的状态。
《外滩》：你自己有当小混混这种经历吗？
贾樟柯：有，不过我从小都是充当老2的类型，管理家庭内部事务。我记得每个学校都帮派，按照各个年级形成帮派，还有就是放学后，自己街道也有帮派，街道派系打架最可怕，最凶狠。
《外滩》：打架受伤过吗？
贾樟柯：我记得自己就因为打架被逼迫跳过2次楼，分别是2楼和3楼。小学5年级，被一帮人从过道两边夹击，我只能跳了，然后一跳成名了。当时往下跳，只知道疼，但别人要追上来，得赶紧跑啊。
《外滩》：家人知道吗？（笑）
贾樟柯：家人不知道，只有一次，我们打架，我正好衣服口袋揣了盒磁带，别人拿刀过来，刚刚卡在磁带上了，那人把到一拔，正好伤到我一个好朋友，我就背着他，去了医院，衣服上都是血。呐喊司我们汾阳中学旁边就医院。后来我父母也是听说了我的好朋友受了伤。
《外滩》：你那时是个坏孩子吧？
贾樟柯：我不觉得啊，我们打架，但从来不欺负女生、也不偷摸，就是年轻气盛。有时候一群人跑到别人教室找人，大家都在自习，跑到讲台上，手指着下面，一个个找人（笑）。其实在70年代末期，中国很多地方都有帮派，不是政治模式的，而是年轻人生理性产生的，就是想打架。
《外滩》：离家出走过吗？
贾樟柯：有，很多次了，都不记得什么原因了，有一次，我一气之下，从县城走到山里，找一个亲戚。我记得很清楚，走了一天，那时初冬刚下了雪，我饿了，就拿路边上的雪，舔一下。（贾娴熟做了一个铲雪，把舌头伸出来，舔雪的样子。）
我记得有次听说一个隔壁班的女班长离家出走了，后来在内蒙古找到了。她成绩很好，听说出走原因是想做一名乡村女教师。我觉得这种想法很浪漫。（说到这，贾一脸严肃）
《外滩》：《刺青时代》的主人公小拐和他哥哥谁来演？
贾樟柯：东平，我们想找一个有市场号召力的年轻男演员。但在内地几乎没有，我们考虑过张震，觉得他年纪有点大了，而且最近出镜也比较多。我们在跟周杰伦谈，觉得他很适合。
小拐，我用了刚才说的13岁的四川小男孩——黄勇。他是练武术的，现在练九极鞭。我本来不想告诉他的，担心影响他学习。但是在走的那一天，他让我带他走，我实在忍不住了，就说叔叔以后带你拍一部武打片。我告诉他是一部武打片，他听了特别高兴，来劲了，跟我说，叔叔，我可以带我的师兄师弟去吗？（大笑）
从山西到北京，“没有以前野了，生活乐趣也少了……到北京以后，要开始做事，就规矩了很多，你要学得有礼貌，有规则。”
《外滩》：记得你曾说过，不拍摄汾阳、山西以外的电影，是因为你心中郁积下来的东西，让你暂时没有办法离开自己的生命经验去拍摄别的东西。但从《世界》、《好人》、《刺青》，你似乎一直在拍摄你生命经验以外的东西。
贾樟柯：可能那段我没有说清楚，其实准确地说，是山西式的情感。因为我选择山西拍摄，并不是因为它是我的故乡，出身地，而是我27、28岁的认识，因为有机会有了很多地方，我觉得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一样。山西有世界的普遍性，拍摄山西和洛阳、邯郸差不多，山西我更熟悉。所以我到奉节一点都不陌生，只不过人的人们对生活采取的状态不一样。
《外滩》：从山西到北京有什么变化？
贾樟柯：就是没有以前野了，生活乐趣也少了。可能现在我们在一起喝茶，突然之间有人说去哪哪，比如去汾阳县旁边两个朋友家，晚上就睡在他们那。说得浪漫点，就是云游一样的生活。可能我性格这样的东西比较多，电影里也有，总是到处跑，静不下来。到北京以后，要开始做事，就规矩了很多，你要学得有礼貌，有规则。
《外滩》：但至少你到北京以后，做事给你本人很大的满足？
贾樟柯：我是带着山西的方式做事情的。
《外滩》：是什么方法？
贾樟柯：你可以去冒险，可以不按照别人的要求工作。我们山西人叫“不肉”，就是别犹豫、别患得患失。
